民间投资青睐楼市是体制高成本倒逼的结果

[导读]今年以来,民间投资增速和国有投资增速的“剪刀差”持续扩大。

今年以来,民间投资增速和国有投资增速的“剪刀差”持续扩大。1~4月份,民间投资同比增长5.2%,增速比1~3月份回落0.5个百分点,这是民间投资增速连续第4个月下滑,与去年同期12.7%的增速相比,更是大幅回落。目前,民间投资增速只有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一半,仅为国有投资增速的1/4。这意味着,去年以来“稳投资”全面发力全靠国企支撑。

在融资利率不断走低、破除行业准入门槛的政策一波接一波的情况下,民间投资增速回落之快、投资意愿之低迷值得深思。此外,被国家寄予厚望,并在融资、股权上有激励的PPP,也遇到落地难的问题。今年前4个月,民间资本投资铁路项目占全部铁路投资比例不到3%。当前,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2/3,占制造业投资的88%,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明显拖累总体投资。

基于此,国务院近期派出了9个督查组赴18个省(区、市)开展实地督查,组织开展第三方评估和专题调研。过去普遍认为,投资回报率下降、融资成本高企、准入高门槛等是民间投资不振的罪魁祸首。但是,从督查的结果来看,上述原因充其量是“帮凶”,此次督查反映出来的最大问题,是体制成本带来的不可测风险及对民间投资的阻滞。

近日,国务院专项督查组调研黑龙江省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情况时,一些受访的民间企业家反映,遭遇政府“JQK”式招商,即:“先勾我们进来,圈块地给我们,然后再尅我们”。

近年来,黑龙江省民间投资的规模稳步扩大,非公经济占经济总量比重从2010年的48%提高到2015年的52.6%。其中,2015年黑龙江非公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7.3%,增幅高于地区生产总值1.6个百分点。

但是,少数国企长期占据城市经济绝对主体的局面,造成企业办社会、上下游分工粗略,民企生存的环境不佳,多数民企基本靠国企“摊子大”来承揽上下游配件的生意,基本不具备平等独立的谈判地位。长期以来,在国有经济动员能力强和大项目组织效率高、拉动经济效果显著的惯性下,地方形成了明显的“权力型经济”,社会信用基础秩序较弱,导致民间投资退避三舍。在经济周期下行、转型呈倒逼之势的背景下,地方政府短视倾向、机会主义气息浓重。

或许,这只是体制成本高企的一个缩影。今年4月份,以往快速增长的计算机、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等新兴行业,也出现了盈利明显下滑的现象。反映出的问题是,基于产业转型业绩考核,地方政府在扶持新兴行业上,存在“一拥而上”、“遍地开发”的毛病,从而造成新的产能过剩,逼迫这些行业有“拼成本”、“低端化”倾向。

另外,今年以来,企业债违约明显上升,且违约债务人以国企居多,这折射出维护社会信用丝毫不可松懈。经济增速下行,叠加去产能和去库存加速,企业借改制、重组,甚至是扭曲“债转股”本意等形式,“逃废债”的现象自然会增多。这其中,不可忽视地方政府基于稳定、就业、经济增长等短期考虑,干预债务重组。倘若任其蔓延,势必进一步恶化信用环境,影响民间投资的积极性。

媒体披露,5月12日,中城建控股致函央行金融稳定局,呼吁央行采取行动,因为出于转移优质资产的怀疑,重组造成了投资者的“过分担忧”。中城建在进行一场复杂的资产重组之后,4月下旬被一只私募股权基金接手控股权。这种担忧非空穴来风。此外,P2P风险大面积爆发、非法集资卷土重来,以及医疗纠纷不断、学位房价格居高不下等等,无不折射出市场化过快推进,而监管滞后凸显出来的体制高成本。

事实上,民间资金相当充裕,经常有私人老板咨询笔者,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,他随时可以从朋友圈内筹集数亿嗷嗷待投的资金。

人工、融资成本可测,但体制成本不可测,有时候或高得吓人。由此,民间资金过去几年短期炒作,买入某种资产并不是为了长期持有,而是为了涨价出售,网红也好、新三板也好,博傻游戏持续不绝,只要能够卖给下一个傻瓜就行。

近期,房地产成为民企追逐的对象。目前,房地产开发投资领域,民间投资占比超过了70%。5月30日,国务院督查组称,今年1~4月,北京80%的民间投资投向房地产,方向和结构还非常单一。不难理解,相比其他资产,虽然现在来看,楼市投资风险也大,但总归有某个地段的砖头瓦块和产权证在,房地产抵押银行终归还有确实的资产,这也是所有人看重房产抵押、“地王”不断的根本原因。近期,“地王”不断,但不同于过去几轮“地王潮”为央企国企垄断,民企(如闽资、江浙资金)参与的积极性空前提高,这折射出体制因素导致不可测风险加大的“囚徒困境”下,民间投资的无奈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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